A Journal Through My Activities, Thoughts, and Notes
除非你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否则永远不会确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雇用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开发,你就需要向他们描述你的构想。这种描述就叫做问题陈述或需求集合,这也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显然,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说不清自己的需要,那么你获得成功的机会自然会降低不少。
几年前,我们曾做过实验来测定那些计算机程序员是怎样被别人要求他们做的事所影响的。这些实验很简单,但它们却揭示了那潜藏在所有需求工作下的原动力:
如果你阐明了你的需要,你就很可能获得它。
如果你没有说清楚你的需要,你就很可能得不到它。
#书摘 探索需求
如果雇用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开发,你就需要向他们描述你的构想。这种描述就叫做问题陈述或需求集合,这也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显然,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说不清自己的需要,那么你获得成功的机会自然会降低不少。
几年前,我们曾做过实验来测定那些计算机程序员是怎样被别人要求他们做的事所影响的。这些实验很简单,但它们却揭示了那潜藏在所有需求工作下的原动力:
如果你阐明了你的需要,你就很可能获得它。
如果你没有说清楚你的需要,你就很可能得不到它。
#书摘 探索需求
#书摘 那天早上穿过草坪时，道格拉斯.斯波尔丁用脸撞破了一张蜘蛛网。空中一条看不见的丝线碰触他的额头，悄无声息地断了。
由于这件最微妙的事情，他知道这一天定然有所不同。父亲开车带道格拉斯和十岁的弟弟汤姆出城去乡下，路上他向孩子们解释了这一天不同于往日的另一个原因。有些日子完全是由臭味混合成的，整个世界都得捏着鼻子小心呼吸。而另一些日子，他继续说道，你能听见宇宙吹响号角，发出颤音。有些日子尝起来不错，有些摸起来很好。而还有一些日子能让你的所有感官都舒畅。比如今天，他点点头，闻起来就像山岭那一侧有座无名的巨大果园一夜之间长成了，使眼前的所有土地都充满了温热的新鲜气息。空气的触感像是雨，但天上并没有云。偶尔，林中会传出陌生人的笑声，然后重归寂静••••
《蒲公英酒》
由于这件最微妙的事情，他知道这一天定然有所不同。父亲开车带道格拉斯和十岁的弟弟汤姆出城去乡下，路上他向孩子们解释了这一天不同于往日的另一个原因。有些日子完全是由臭味混合成的，整个世界都得捏着鼻子小心呼吸。而另一些日子，他继续说道，你能听见宇宙吹响号角，发出颤音。有些日子尝起来不错，有些摸起来很好。而还有一些日子能让你的所有感官都舒畅。比如今天，他点点头，闻起来就像山岭那一侧有座无名的巨大果园一夜之间长成了，使眼前的所有土地都充满了温热的新鲜气息。空气的触感像是雨，但天上并没有云。偶尔，林中会传出陌生人的笑声，然后重归寂静••••
《蒲公英酒》
#书摘
## 中国近代史是歧视不成功反被歧视的历史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1792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18世纪末年和19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 中国近代史是歧视不成功反被歧视的历史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1792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18世纪末年和19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政治制度）；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故国运长久。这些言论，如前所述，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遂断定 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其实，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 面。然而，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
其一，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巴力门”（按：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按：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因此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按：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而西洋人视中国，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认为中国的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优于西洋（夷狄）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而郭满焘却如是说，怎能不让人怀疑他“有二心于英国”，而居心叵测呢？
其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郭氏在听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开发的情形后，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说的就更明白：“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国人所谓明君贤相，其实是靠不住的，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
其三，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但郭嵩焘却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而且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所以想隔也隔不住，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
其四，西洋人才辈出，实赖其教育。郭嵩焘一到香港，便“周历学堂数处”，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这位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不通外文，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多培养一些“不为虚文”的人才。但中国虽将“师”看成是仅在天、地、君、亲之下的人物，却既不重“师”，而教育更是专以“时文（按：
八股文）小楷”为务。这样一来，不但赶不上西洋，连东洋倭人都不如。
其五，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地之义，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或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嵩焘 出使英伦，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而又敢倡种种异论，《使西纪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使西纪程》毁板之后，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历数郭氏“三大罪”，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贤明”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只得奏请销差，时为1878年5月6日，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伦敦回国。
回国之后，郭嵩焘即称病乞休，返归故里。抵长沙时，据其当天日记，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而士绅们张贴布告，说他勾通洋人。然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谈论洋务，他坚信：“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愿意听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在“白头萧索倚闲阶”的凄凉晚景中，他吟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 有此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生年不及汉明章”了吧。
-- 陆玉林 1993年11月
#书摘
其一，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巴力门”（按：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按：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因此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按：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而西洋人视中国，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认为中国的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优于西洋（夷狄）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而郭满焘却如是说，怎能不让人怀疑他“有二心于英国”，而居心叵测呢？
其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郭氏在听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开发的情形后，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说的就更明白：“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国人所谓明君贤相，其实是靠不住的，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
其三，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但郭嵩焘却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而且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所以想隔也隔不住，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
其四，西洋人才辈出，实赖其教育。郭嵩焘一到香港，便“周历学堂数处”，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这位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不通外文，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多培养一些“不为虚文”的人才。但中国虽将“师”看成是仅在天、地、君、亲之下的人物，却既不重“师”，而教育更是专以“时文（按：
八股文）小楷”为务。这样一来，不但赶不上西洋，连东洋倭人都不如。
其五，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地之义，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或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嵩焘 出使英伦，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而又敢倡种种异论，《使西纪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使西纪程》毁板之后，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历数郭氏“三大罪”，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贤明”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只得奏请销差，时为1878年5月6日，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伦敦回国。
回国之后，郭嵩焘即称病乞休，返归故里。抵长沙时，据其当天日记，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而士绅们张贴布告，说他勾通洋人。然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谈论洋务，他坚信：“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愿意听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在“白头萧索倚闲阶”的凄凉晚景中，他吟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 有此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生年不及汉明章”了吧。
-- 陆玉林 1993年11月
#书摘
## 历史学家揭开不平等条约的另一个真实面孔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书摘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地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早已声明他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书摘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书摘
#书摘 要想过更幸福、更满意的生活，人就得改变自身。这和钱无关，金钱本身既不会使人幸福，也不会带来不幸。金钱是中性的，既不好，也不坏。只有当钱属于某一个人的时候，它才会对这个人产生好的影响或者坏的影响。钱可以被用于好的用途，也可以被用于坏的用途。一个幸福的人有了钱会更幸福；而一个悲观忧虑的人，钱越多，烦恼就越多。
#读了 《胡适琐记》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格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胡先生说起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
Verily,Verily 以及 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梁实秋）
#书摘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作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草，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格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胡先生说起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
Verily,Verily 以及 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梁实秋）
#书摘
#书摘 胡适琐记
193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二早上，我吃了早餐到院子散步正走回来，见胡适从楼上下来走到饭厅。我站住脚向他请了早安。他说赶《独立评论》稿到天亮。
我跟他入了饭厅。他说本来已经写有两篇稿，一篇是谈虚君制，使人不致争权位。一篇是反对武力统一，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这两篇稿，都触犯忌讳。以前写好不敢发表，昨夜没有稿，想用，看了一遍，还是不敢用。
（上文中的“我”是历史学家罗尔纲）
我：到今天91年过去了，在中国发表文章，忌讳非但没有减少，更是多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可悲啊可叹！
193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二早上，我吃了早餐到院子散步正走回来，见胡适从楼上下来走到饭厅。我站住脚向他请了早安。他说赶《独立评论》稿到天亮。
我跟他入了饭厅。他说本来已经写有两篇稿，一篇是谈虚君制，使人不致争权位。一篇是反对武力统一，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这两篇稿，都触犯忌讳。以前写好不敢发表，昨夜没有稿，想用，看了一遍，还是不敢用。
（上文中的“我”是历史学家罗尔纲）
我：到今天91年过去了，在中国发表文章，忌讳非但没有减少，更是多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可悲啊可叹！
云五先生：
今天见报纸所载，知前日我的戏言大有成为事实之势，你竟成了“社会之公敌”，阔哉！阔哉！
我很盼望你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似可用“满天讨价，就地还钱”之法，充分与大众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及其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这个国家是个最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的国家，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似不妨暂时迁就也。
适之 廿，一，21
#书摘
今天见报纸所载，知前日我的戏言大有成为事实之势，你竟成了“社会之公敌”，阔哉！阔哉！
我很盼望你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似可用“满天讨价，就地还钱”之法，充分与大众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及其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这个国家是个最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的国家，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似不妨暂时迁就也。
适之 廿，一，21
#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