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Journal Through My Activities, Thoughts, and Notes
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据其所见所闻，而申言西洋也有两千年的文明；指出西洋富国强盛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政治制度）；而因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故国运长久。这些言论，如前所述，是一般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因为这些言论有其现实的依据，所以也彻底打破了所谓天朝帝国尽善尽美的欺人之谈，更让愚昧的士大夫们切齿，遂断定 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其实，郭嵩焘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只不过是希望中国能以西洋为鉴而改变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 面。然而，郭嵩焘的真活却确实多触忌讳。
其一，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巴力门”（按：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按：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因此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按：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而西洋人视中国，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认为中国的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优于西洋（夷狄）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而郭满焘却如是说，怎能不让人怀疑他“有二心于英国”，而居心叵测呢？
其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郭氏在听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开发的情形后，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说的就更明白：“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国人所谓明君贤相，其实是靠不住的，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
其三，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但郭嵩焘却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而且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所以想隔也隔不住，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
其四，西洋人才辈出，实赖其教育。郭嵩焘一到香港，便“周历学堂数处”，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这位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不通外文，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多培养一些“不为虚文”的人才。但中国虽将“师”看成是仅在天、地、君、亲之下的人物，却既不重“师”，而教育更是专以“时文（按：
八股文）小楷”为务。这样一来，不但赶不上西洋，连东洋倭人都不如。
其五，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地之义，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或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嵩焘 出使英伦，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而又敢倡种种异论，《使西纪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使西纪程》毁板之后，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历数郭氏“三大罪”，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贤明”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只得奏请销差，时为1878年5月6日，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伦敦回国。
回国之后，郭嵩焘即称病乞休，返归故里。抵长沙时，据其当天日记，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而士绅们张贴布告，说他勾通洋人。然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谈论洋务，他坚信：“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愿意听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在“白头萧索倚闲阶”的凄凉晚景中，他吟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 有此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生年不及汉明章”了吧。
-- 陆玉林 1993年11月
#书摘
其一，郭嵩焘认为并不是中国政教优于西洋，而是西洋政教优于中国。他在英国考察后曾说英国““巴力门”（按：Parliament，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按：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而中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却适得其反，因此西洋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按：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而西洋人视中国，正如中国三代盛时视夷狄。认为中国的政教（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优于西洋（夷狄）正是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支柱，而郭满焘却如是说，怎能不让人怀疑他“有二心于英国”，而居心叵测呢？
其二，郭嵩焘说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郭氏在听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谈到英人在澳洲、印度开发的情形后，即谓人民应与国家同其利病。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说的就更明白：“非民主之国，则势有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国人所谓明君贤相，其实是靠不住的，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依西洋之政体而加以改革。郭嵩焘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还没有见到西洋的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而康有为也是在此之后两年才意识到 西洋治国原来还是有法度的，所以郭氏没有被杀头已算很不错了。
其三，郭嵩焘说要拒夷狄于国门之外，让天朝和夷狄完全隔绝是靠不住也不可能的，因此不但要敞开大门，而且要学习其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当时的顽固派们根本不把西洋人当人看，说外国人根本不是人而是有一点人气的物而已。但郭嵩焘却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不但西洋人不是夷狄，而且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所以想隔也隔不住，想把国门锁上也无从锁起。
其四，西洋人才辈出，实赖其教育。郭嵩焘一到香港，便“周历学堂数处”，而到英国之后更是热心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这位在中国早有“学问文章，世之凤麟”的翰林却慨叹自己年老失学、不通外文，而希望中国能改变教育制度，多培养一些“不为虚文”的人才。但中国虽将“师”看成是仅在天、地、君、亲之下的人物，却既不重“师”，而教育更是专以“时文（按：
八股文）小楷”为务。这样一来，不但赶不上西洋，连东洋倭人都不如。
其五，郭嵩焘说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孔老夫子在中国一直被当成圣人，而儒家的伦理观念是天之经，地之义，郭氏却说还不如西洋。这种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批判，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让很多人难以容忍，或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郭嵩焘 出使英伦，本来就没有人理解和支持，而又敢倡种种异论，《使西纪程》自然难逃毁板之厄。《使西纪程》毁板之后，与郭氏一同出使的刘锡鸿立即上疏，历数郭氏“三大罪”，所谓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堂堂天朝大使竟向区区巴西国国主致敬、柏金官殿听音乐仿效洋人取阅乐单。“贤明”的天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竟然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之事，总理各国事务衝门还要将他查办治罪。郭嵩焘上疏辩解不果，只得奏请销差，时为1878年5月6日，距他到伦敦仅一年零七个月。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伦敦回国。
回国之后，郭嵩焘即称病乞休，返归故里。抵长沙时，据其当天日记，长善两县意不许他入境，而士绅们张贴布告，说他勾通洋人。然而，就是在这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这位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坚持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的孤独的思想启蒙者仍然要批评国事，谈论洋务，他坚信：“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然而，他的话在当时是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愿意听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在“白头萧索倚闲阶”的凄凉晚景中，他吟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 有此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或许人们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让他在九泉之下还慨叹“生年不及汉明章”了吧。
-- 陆玉林 199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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