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Journal Through My Activities, Thoughts, and Notes
#网友语录 安子 匮乏和欲望在控制或叫唆一个人上，都会使很大的劲儿，有时会形成合力，欲望拖着你，匮乏推着你，一直往前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匮乏的推力更大，比较而言欲望是可觉察的，匮乏则不宜觉察。
如果你对自己的匮乏没有觉察，可能你一生都在为它打工。你一生拼尽全力——以努力拼搏为名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做它的牛马。
如果你对自己的匮乏没有觉察，可能你一生都在为它打工。你一生拼尽全力——以努力拼搏为名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做它的牛马。
@26241 文章很長，不轉貼了。想讀的朋友看這個鏈接：那些講真話的記者，後來怎麼樣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622.html>
中国数字时代
李宇琛｜那些讲真话的记者现在怎样了
三位曾用笔改写过无数人命运的记者，在这一年，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切面。
@26241
2
如果说简光洲是狙击手，冷静、精准，一枪致命。那王克勤就是重装步兵，是推土机，是用胸膛去撞城门的人。
他曾被誉为“中国第一调查记者”，这个名号，是他用一篇篇带血的报道换来的。北京出租车业黑幕、定州血案、邢台艾滋病真相……每一个标题背后，都是一个或者数个被碾碎的底层家庭。
因为揭露黑幕太狠，江湖上：
有人悬赏500万，要买他的人头。
2010年3月17日，他扔出了一颗比三聚氰胺更让中产阶级恐惧的炸弹：《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这篇文章，一万三千字，每一个字都像一声哀嚎。
他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线索来自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一位内部举报人，名叫陈涛安。这位体制内的专家，向王克勤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王克勤和团队据此走遍了山西的穷乡僻壤，像苦行僧一样，一家一户地寻访。他们最终掌握了：
近百个在接种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儿童案例。
报道揭示，一家名为“华卫”的公司，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而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它只是一个注册资本50万的皮包公司，还是垫资虚假注册。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为了赶工，让工人们在常温下给需要全程冷藏的疫苗贴标签。那些救命的疫苗，在高温中迅速失效。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让人不寒而栗，运送疫苗的冷链车，在夏天就是一个移动的闷罐。
这些失效的高温疫苗，最终被一支支注射进了无数孩子的身体里。有的孩子死了，有的孩子瘫了，有的孩子成了脑瘫。
报道刊发后，山西省卫生厅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措辞严厉，指责报道：
基本不实。
王克勤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也连夜发表声明硬刚：
报道涉及事实全部属实，掌握78户患儿家庭翔实资料，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那是一场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媒体与地方政府的公开对峙。
接下来的几天，牌桌上的玩家越来越多。卫生部表示高度关注，派出了专家组。但随后，据网络消息，包括简光洲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都接到了从山西撤回的通知。
最终，山西方面经过缜密调查，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他们调查了网上提及的15名儿童，只找到了10人，其中仅1人有异常，且均与高温疫苗无关。
风波的结局，再一次充满了中国式智慧。疫苗的问题本身不了了之，但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报道刊发后不到两个月，《中国经济时报》的总编辑包月阳，这位力挺王克勤的媒体主帅，被突然调离。
一年后，2011年7月18日，报社的深度调查部被正式撤销。王克勤被解除职务。
他离开报社那天，默默地整理了十年来收到的读者来信和上访材料。据他的同事回忆，那些承载着无数底层人希望的纸张，沉甸甸的。
王克勤的命运，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后坐力。他开出的那一枪，震倒了山西官场的几棵小树，但枪的后坐力，却直接把他自己从事业的巅峰上震了下来。
后来，他去了《经济观察报》，试图东山再起。但不到两年，2012年，他主持报道了北京“7·21”特大暴雨的失踪者名单，再次触怒了有关部门。
调查新闻部，又一次被解散。
2013年2月，王克勤被约谈，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
一个曾被誉为“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记者，最终发现：
苍生沉默如铁，而压在苍生之上的，却坚硬如钢。
2
如果说简光洲是狙击手，冷静、精准，一枪致命。那王克勤就是重装步兵，是推土机，是用胸膛去撞城门的人。
他曾被誉为“中国第一调查记者”，这个名号，是他用一篇篇带血的报道换来的。北京出租车业黑幕、定州血案、邢台艾滋病真相……每一个标题背后，都是一个或者数个被碾碎的底层家庭。
因为揭露黑幕太狠，江湖上：
有人悬赏500万，要买他的人头。
2010年3月17日，他扔出了一颗比三聚氰胺更让中产阶级恐惧的炸弹：《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这篇文章，一万三千字，每一个字都像一声哀嚎。
他和他的团队，花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线索来自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一位内部举报人，名叫陈涛安。这位体制内的专家，向王克勤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名单。
王克勤和团队据此走遍了山西的穷乡僻壤，像苦行僧一样，一家一户地寻访。他们最终掌握了：
近百个在接种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儿童案例。
报道揭示，一家名为“华卫”的公司，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而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它只是一个注册资本50万的皮包公司，还是垫资虚假注册。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为了赶工，让工人们在常温下给需要全程冷藏的疫苗贴标签。那些救命的疫苗，在高温中迅速失效。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让人不寒而栗，运送疫苗的冷链车，在夏天就是一个移动的闷罐。
这些失效的高温疫苗，最终被一支支注射进了无数孩子的身体里。有的孩子死了，有的孩子瘫了，有的孩子成了脑瘫。
报道刊发后，山西省卫生厅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措辞严厉，指责报道：
基本不实。
王克勤所在的《中国经济时报》，也连夜发表声明硬刚：
报道涉及事实全部属实，掌握78户患儿家庭翔实资料，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那是一场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媒体与地方政府的公开对峙。
接下来的几天，牌桌上的玩家越来越多。卫生部表示高度关注，派出了专家组。但随后，据网络消息，包括简光洲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都接到了从山西撤回的通知。
最终，山西方面经过缜密调查，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他们调查了网上提及的15名儿童，只找到了10人，其中仅1人有异常，且均与高温疫苗无关。
风波的结局，再一次充满了中国式智慧。疫苗的问题本身不了了之，但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
报道刊发后不到两个月，《中国经济时报》的总编辑包月阳，这位力挺王克勤的媒体主帅，被突然调离。
一年后，2011年7月18日，报社的深度调查部被正式撤销。王克勤被解除职务。
他离开报社那天，默默地整理了十年来收到的读者来信和上访材料。据他的同事回忆，那些承载着无数底层人希望的纸张，沉甸甸的。
王克勤的命运，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后坐力。他开出的那一枪，震倒了山西官场的几棵小树，但枪的后坐力，却直接把他自己从事业的巅峰上震了下来。
后来，他去了《经济观察报》，试图东山再起。但不到两年，2012年，他主持报道了北京“7·21”特大暴雨的失踪者名单，再次触怒了有关部门。
调查新闻部，又一次被解散。
2013年2月，王克勤被约谈，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
一个曾被誉为“只为苍生说人话”的记者，最终发现：
苍生沉默如铁，而压在苍生之上的，却坚硬如钢。
1
故事要从2008年的夏天讲起。那年的中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是北京奥运的圣火，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激情与梦想；海水，则是在甘肃积蓄的一滩浑水，正悄悄漫溢。
在甘肃的医院里，14名婴儿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诊断出肾结石。他们的父母抱着孩子，眼神空洞。医生们围着CT片子，眉头拧成了死结。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一辈子见过的肾结石病人，加起来还没有这一个月见到的婴儿多。
私下里，他们窃窃私语，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奶粉。
但那个牌子太大了，大到连续多年全国销量第一，大到它的广告每天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循环播放，大到它的名字，几乎就是国产奶粉的代名词：
这个牌子叫三鹿。
时任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简光洲，当时32岁，在报社跑了五年新闻，不算新人，也远非大佬。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在医院的走廊里听家属哭诉，看那些婴儿因为疼痛而扭曲的小脸。他悄悄把几个家庭没喝完的奶粉样品塞进包里，坐上火车，送回上海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那天，实验室的报告单像一张判决书。三聚氰胺，一个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化学名词，从此将像一道刺青，深深地刻进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
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的报道《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见报。两千多字的稿件，没有一个激烈的形容词，没有一句愤怒的控诉，只是把事实一块块码好，冷静得像一份法医报告。
但这篇报告，引爆了一颗核弹。
三鹿集团，这个销售额过百亿、品牌价值149亿的庞然大物，在短短几个月内，从神坛跌落，轰然倒塌。
风暴迅速蔓延，全国22家乳品企业被检出三聚氰胺，整个行业信用破产。
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简光洲一战封神。他成了英雄，无数人把他和他的报道，视为中国调查新闻的里程碑，一束刺破黑暗的光。
但光照亮世界的同时，也会灼伤自己。
据他后来对母校南昌大学的记者回忆，发稿前夜，他把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都打包了：
他做好了第二天被开除、甚至被跨省的准备。
他知道，他捅破的天，太大。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他的电话被打爆了。一半是来自全国各地同行的祝贺，另一半是：
操你妈。
骚扰电话、死亡威胁，像潮水一样涌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把他打成“民族工业的罪人”、“外资的走狗”。有人甚至放话，要让他和他的家人“以杀父之仇相报”。
那24小时，是他人生中漫长的一天。
当晚9点多，新华社发布通稿，卫生部专家指出，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一锤定音。
风向在瞬间逆转。谩骂变成了赞美，威胁变成了致敬：
那些昨天还骂他汉奸的人，今天开始叫他英雄。
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简光洲说，那篇报道让他新闻理想一下子崩塌，碎得一干二净。他看到了真相的力量，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他曾以为记者是社会的啄木鸟，后来发现，啄木鸟想啄掉一棵朽木，首先要祈祷自己别被树上的猴子弄死。
他赢得了几乎所有新闻奖项，但他心里那点火，灭了。
四年后，当外界给他“中国最有良心的记者”光环时，他悄悄地，离开了。
#网摘
故事要从2008年的夏天讲起。那年的中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火焰是北京奥运的圣火，点燃了整个民族的激情与梦想；海水，则是在甘肃积蓄的一滩浑水，正悄悄漫溢。
在甘肃的医院里，14名婴儿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诊断出肾结石。他们的父母抱着孩子，眼神空洞。医生们围着CT片子，眉头拧成了死结。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一辈子见过的肾结石病人，加起来还没有这一个月见到的婴儿多。
私下里，他们窃窃私语，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奶粉。
但那个牌子太大了，大到连续多年全国销量第一，大到它的广告每天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循环播放，大到它的名字，几乎就是国产奶粉的代名词：
这个牌子叫三鹿。
时任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简光洲，当时32岁，在报社跑了五年新闻，不算新人，也远非大佬。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在医院的走廊里听家属哭诉，看那些婴儿因为疼痛而扭曲的小脸。他悄悄把几个家庭没喝完的奶粉样品塞进包里，坐上火车，送回上海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那天，实验室的报告单像一张判决书。三聚氰胺，一个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化学名词，从此将像一道刺青，深深地刻进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
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的报道《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见报。两千多字的稿件，没有一个激烈的形容词，没有一句愤怒的控诉，只是把事实一块块码好，冷静得像一份法医报告。
但这篇报告，引爆了一颗核弹。
三鹿集团，这个销售额过百亿、品牌价值149亿的庞然大物，在短短几个月内，从神坛跌落，轰然倒塌。
风暴迅速蔓延，全国22家乳品企业被检出三聚氰胺，整个行业信用破产。
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简光洲一战封神。他成了英雄，无数人把他和他的报道，视为中国调查新闻的里程碑，一束刺破黑暗的光。
但光照亮世界的同时，也会灼伤自己。
据他后来对母校南昌大学的记者回忆，发稿前夜，他把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都打包了：
他做好了第二天被开除、甚至被跨省的准备。
他知道，他捅破的天，太大。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他的电话被打爆了。一半是来自全国各地同行的祝贺，另一半是：
操你妈。
骚扰电话、死亡威胁，像潮水一样涌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把他打成“民族工业的罪人”、“外资的走狗”。有人甚至放话，要让他和他的家人“以杀父之仇相报”。
那24小时，是他人生中漫长的一天。
当晚9点多，新华社发布通稿，卫生部专家指出，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一锤定音。
风向在瞬间逆转。谩骂变成了赞美，威胁变成了致敬：
那些昨天还骂他汉奸的人，今天开始叫他英雄。
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简光洲说，那篇报道让他新闻理想一下子崩塌，碎得一干二净。他看到了真相的力量，也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他曾以为记者是社会的啄木鸟，后来发现，啄木鸟想啄掉一棵朽木，首先要祈祷自己别被树上的猴子弄死。
他赢得了几乎所有新闻奖项，但他心里那点火，灭了。
四年后，当外界给他“中国最有良心的记者”光环时，他悄悄地，离开了。
#网摘
#网友语录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如果你被共军拿枪指着该怎么办？”，朱宥勋作为有正经研究过军事问题的人，很确信地说：被占领区域的居民不应该跟占领军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平民的备战物资里不应该有武器），而是应该【以一切办法不与占领军合作】。
朱先生还演示了一下：
比如共军如果到你门口了，你尽量把手头所有存粮全部吃光，因为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到国军？”你就随手乱指一个方向。
如果共军要求你去为他工作，不要反抗，而要装病，装自己没力气，反正就是“啊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就是个废物”，尽量拖低他们的效率。
“没错，占领区居民生存指南就是，不要跟他们起冲突，尽量在那边装一个废物就好。”
我寻思着：
这他妈不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躺平大法吗！！！
果然，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过的不是无关紧要的生活，而是被占领地区治安战的生活啊！！！
---
我：我对前面都挺认同。只是最后的结论好像有道理，但又不是很有道理。
毕竟躺平的人比卷的人少得多得多。一个被占领区这么多人跟共党积极合作，居然发展成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虽说跟群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关，但还是觉得牵强。也许我们中国人就群体而言骨子里就是认同这种不人性的集体大于个体的管理方式吧。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认同，我就跑了！但也有相当不少跑了的华人仍然心心念念留在中国能过上更方便，更省钱但在我看来更没有尊严的生活：毕竟在大棒没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么多年都没事，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有事吧。确实有可能没事，但我不能接受。所以这又成了一个：是有点糟糕，但可不可以接受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还没有真正醒过来但破坏力已经很惊人的狮子，希望中国人能更多的醒过来，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善一方的强大力量，而不是总是和普京三胖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但也只能是希望。只能告诉孩子，家祭无忘告乃翁吧！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如果你被共军拿枪指着该怎么办？”，朱宥勋作为有正经研究过军事问题的人，很确信地说：被占领区域的居民不应该跟占领军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也就是为什么平民的备战物资里不应该有武器），而是应该【以一切办法不与占领军合作】。
朱先生还演示了一下：
比如共军如果到你门口了，你尽量把手头所有存粮全部吃光，因为不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到国军？”你就随手乱指一个方向。
如果共军要求你去为他工作，不要反抗，而要装病，装自己没力气，反正就是“啊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就是个废物”，尽量拖低他们的效率。
“没错，占领区居民生存指南就是，不要跟他们起冲突，尽量在那边装一个废物就好。”
我寻思着：
这他妈不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躺平大法吗！！！
果然，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过的不是无关紧要的生活，而是被占领地区治安战的生活啊！！！
---
我：我对前面都挺认同。只是最后的结论好像有道理，但又不是很有道理。
毕竟躺平的人比卷的人少得多得多。一个被占领区这么多人跟共党积极合作，居然发展成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虽说跟群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关，但还是觉得牵强。也许我们中国人就群体而言骨子里就是认同这种不人性的集体大于个体的管理方式吧。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认同，我就跑了！但也有相当不少跑了的华人仍然心心念念留在中国能过上更方便，更省钱但在我看来更没有尊严的生活：毕竟在大棒没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么多年都没事，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有事吧。确实有可能没事，但我不能接受。所以这又成了一个：是有点糟糕，但可不可以接受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还没有真正醒过来但破坏力已经很惊人的狮子，希望中国人能更多的醒过来，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善一方的强大力量，而不是总是和普京三胖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但也只能是希望。只能告诉孩子，家祭无忘告乃翁吧！
Marskay 一个历经风雨、破败不堪的老粮仓，总有老鼠进来偷食，农场主不想费时费力查漏补缺，也不想承担风险推倒重建，只能一天到晚废寝忘食的盯着，有一只抓一只，如果硕鼠越来越多，分身乏术，那就索性花钱养几只猫。老鼠是抓住了，粮食也保住了，但漏洞不修补，粮仓不重建，只会有抓不完的老鼠。#网友语录 好像是个隐喻
@5822
# 中国人被指丧失慢的能力 不耐烦成为社会心态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文/陈漠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14/162520678104.shtml>
# 中国人被指丧失慢的能力 不耐烦成为社会心态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文/陈漠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14/162520678104.shtml>
You are owned by what you cannot resist.
Freedom is not addition, it is mastery over desire.
Stoic Journal #网摘
Freedom is not addition, it is mastery over desire.
Stoic Journal #网摘
丝瓜现在一共出了7棵苗了，茄子苗也出了几棵。是来自台湾的细长茄子哦！但我并不知道能不能种的出来。南岛的气候对茄子而言还是太冷了。种菜书上说不能早早移栽，要等到霜冻结束之后再过两个礼拜移栽才好，否则就是下地了也是不长。
并没有温室，只能白天暖和了搬出去，如果看到夜里气温危险那就晚上再搬进来。权当锻炼了！吃得上吃不上不重要，我尽力了！
并没有温室，只能白天暖和了搬出去，如果看到夜里气温危险那就晚上再搬进来。权当锻炼了！吃得上吃不上不重要，我尽力了！
